第十周： History of Sexuality—IV (Deployment of Sexuality)

虽说是“性史”，傅柯的关切其实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身体、情色或欲望；相反的，他关切的是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也就是关切networks of power and knowledge that organize human societies around sex。他关切的不是sex而是sexuality，关切的是论述和技术如何生产性实践与性认同的范畴以标记我们为各种特殊的主体（正常的或偏差的），也就是关切power的操作。

 

目标：认识新的权力技术如何操作

他首先指出新的权力技术其实很主要的是透过“论述”来进行。过去谈性和权力的论述都是建立在juridico-discursive notion of power之上。也就是说，这些说法都把权力和性之间的关系视为负面的、规范的、禁止的、检查消音的、完全笼罩的操作，这样的描绘其实无法捕捉到权力的真实面貌，因为现代的权力操作已经进入技术（technologies）的层面（90），也就是说，社会以某些方式来安抚、宰制、管理主体，但是同时也使得个体以某些方式来形塑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新权力机构自命为调节、仲裁、区分的机构，自诩在原本杂乱无序的滥权中引入新的秩序，也就是说──自居理性、公正、合理的法律位置，其操作方式讲求的是管理技术而非硬性权力，是正常化的压力而非法律的规范，是控制而非惩罚。其施展的幅度也远超过国家。因此，研究现代权力就必须超越过去的管辖论述模式。

方法：有关权力的新观察

本书目标是从权力的角度来分析和性相关的知识，在方法学上就需要先说清楚其所假设的“权力”是什么（92）∶权力是力量之间的关系（force relations），是力量关系彼此强化、转化、或颠倒的过程，是力量彼此相助扶持、孤立，形成效应的策略。【这里的说法有结构主义的蕴涵（位置力量关系），但是傅柯的新颖，在于他指出这个结构网络的内在事实上充斥着动荡不稳、复杂张力】他认为力量关系本身的不平等会持续生产一些权力状态，不过这些状态很局部、很不稳。换句话说，权力“看起来”恒常不变、固定不动、自我再生产，其实只是从上述那些变动而生的“整体”效应（effect）。傅柯在这里怀疑权力的实质性，而认为需要做个唯名主义者（nominalist）：权力只是人们用来描述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复杂策略状态的名词。【权力不是什么具体的force，而是力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相对的、但是不断因斗争挑战而变动的位置和关系。因此权力决不是单向强压的一股力量，而是复杂动荡状态所生的效应。要谈权力，不是谈谁“掌权”，而是细致观察瞬息万变的动荡，对此中所产生的效应采取高度警觉。】

在这个框架内谈“性”与掌管它的真理论述政权，要问的问题不是谁得利？谁主宰？而是：哪些权力关系在此操作？这些权力关系如何成为可能？权力关系的操作形成何种自我及其他权力关系的消长改变、以及抵抗的浮现和消失？There is no one type of stable subjugation.（97）【细部观察权力的实际操作和相互互动，而不是找单一的罪魁祸首】

由此，傅柯再推出四个提醒：【以下四点都显然反对预设某种固定的结构和阶层】

1.内在原则：没有不被权力／知识渗透的性。也因此，就连一些local centers of power-knowledge，例如医－病之间、信徒－神职之间的关系，以及其间的论述如何承载宰制和知识架构的流动，都是性很好的观察点。

2.持续变化：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静止固定的分布，而是各种转化所构成的矩阵（matrices of transformation），也会不断游移改变。例如医生和病童之间如果要谈“儿童性”（针对的是儿童），可能最后被质疑挑战的竟然是医生本身的“成人性”（adult sexuality）。

3.双重制约：任何在地节点或改变的模式都需要在一个整体策略中才可能操作，反过来说，要是不靠有着各自位置和关切的局部战略，没有一个策略可能产生效应。整体策略和特定战术之间并没有隔绝或层次，也没有homology，而是双向的制约。

4.论述的多点接触：论述元素多样而多变，可以包容加入不同的策略。论述可以传播、生产、强化权力，但是也可以颠覆、揭露、使权力脆弱。沉默、秘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19世纪创造了同性恋变态的分类描述，使得论述得以控制这种变态，但是它也产生相反的论述，使同性恋者得以自己发言，要求合法性。

 

场域：家庭是关系与肉体、旧部署与新部署纠结之处

性不是一个固执不驯因而不断被压抑的东西（如过去压抑假设所言），它是权力关系转手的地方。性之所以好用，不是因为它是权力关系中最狂野的，而是因为它有最大的可利用性。【为什么有此可利用性？是因为性的高度个别性？变动可塑性？社会能量的投注？抽象但是已经因着当代社会文化而弥漫全人生活？】

例如，从18世纪起，在家庭的领域中有四个策略的节点特别成为权力－知识在性领域中的操作的操作场域【所使用的技术则是宗教告解、教育监督、医疗处理等等】，产生了特别的效应，也特别有知识生产力：（1）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认为女性身体特别性化（sexualize），本质上有病态，而且又为家庭育儿而负责，母亲／神经质女人因而成为一体的两面；（2）儿童性的教育化：觉得儿童很容易沉迷性活动，会造成道德和集体的危险，成人必须加以积极管理教育；（3）生殖能力的社会化：生育成为夫妻的社会责任，而且整个过程被医疗化；（4）变态愉悦的心理化：性本能被独立起来，各种反常现象都被视为需要治疗，所有性行为都被正常化或病理化。在以上这四个操作中，有四种主体也被凸显出来作为知识的对象。正是这些策略把性生产出来。性不是权力极力要控制的天生趋力，它是一个网络，身体的刺激、愉悦的强化、论述的引发、知识的形成、控制与抗拒的增强，都在此相连操作。【傅柯以非本质化的观点看待权力和性：它们都是名词、网络、节点，而不是什么本能、本质、驱力等等东西。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知识权力技术的衍生和下述历史过程有关。】

性部署的历史转变：过去的社会把性关系投注在“联姻部署”（deployment of alliance）上，以家族结盟和权力交换的逻辑为部署原则；但是18世纪开始，因着经济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小家庭兴起，家族崩解，个人为本的浪漫爱增强，联姻结盟的控制力减弱】，而被新的“性部署”取代（deployment of sexuality），仍然以家庭为操作场域，但是整个改组家庭，强化家庭内涵，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原先的结盟式性伴侣回路相扣连【傅柯也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新的社会力总是在旧的社会力的基础上发展】。联姻部署靠的是固定的规则系统，性部署靠的是多变的权力技术；前者复制原有人际关系，后者不断扩大控制圈；前者重的是伴侣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后者注重的是身体感觉、愉悦品质、印象性质；前者与经济和财富的传递相连，后者则是透过身体来串连另外一些能量的消长。总之，这里的转变是逐渐由考量关系problematic of relations移向考量肉体problematic of the flesh。【从媒妁之言的家族联姻婚姻关系，到自我选择对象以爱情为本的婚姻关系，就是这种转化的例子】

历史分期∶彻底展现压抑假设的分期法是美化并掩盖了资产阶级的性部署

压抑假设关注的是压抑的机制，因此认为历史上的重要转折节点是充满强大禁制和压抑的17世纪，和松动压抑宽容变态的20世纪。但是傅柯认为事实上细看并非如此∶

(1)压抑的技术其实从16世纪开始就有传统的肉体技术，不断演进，到18世纪，透过教育、医疗、经济等等，使得性不但是一件世俗的事情，也是一件国家关心的事情，人人都需要被监控（118）。重大的转变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性技术集中在医疗体系，正常与否成为关键，生命和疾病（而不是死亡或惩罚）成为焦点【展开生命政治的力场】。性医学与其他身体疾病医学分开，性自成一个领域。19世纪对遗传的研究更使得性背负起整个生物种属的责任来，变态学和优生学兴起，相互指涉，构成更多的管理和追踪网络，当然也形成歧视，不断创新发明新的技术【科技和知识的发展创造出性的文化意义】。性压抑技术的两大蓬勃时刻，就是16世纪中叶基督教的良心告解，和19世纪初性的医疗化。傅柯在此也承认，在这一连串“变态－（会导致）遗传－（会导致）退化”的政治和制度的趋势中，只有精神分析提出了严谨的抗拒【科技知识权力内部也有差异矛盾】。

(2)就性压抑技术的扩散而言，马克思主义派会说是为了生产（再生产）劳动力，但是果真如此，那么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下层劳动阶级，而且男性应该是主要对象。可是史实却显示，最大的压抑在中产以上的阶级，而且女性和孩童是最主要对象。这些事实都使得马派的分析站不住脚。【换句话说，如果真有压抑，其目的也决不集中于生产劳动力，而可能有其他的权力目标或效应。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么为什么会集中于这两个人口？傅柯好像没有给答案】傅柯认为下层阶级一直逃过了性部署，后来才透过三个阶段逐渐被影响∶避孕、家庭常态化（下层阶级道德化）、法律和医疗对变态的掌控。【这三个阶段似乎反映了几个逐渐浮现的历史危机：中产人口增加率低于下层人口，家庭结构因工业发展而松动，主体欲望实践的多元面貌越来越可见】

傅柯同时观察到，性部署并不是掌权阶级施行在他人身上的压抑限制，反而是先试行在自己身上的。但是这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自我禁欲【如Weber对新教伦理的分析】，不是放弃愉悦，抛弃肉体；而是intensification of the body【例如对身体部位的强烈细致关注、有关身体的消费产品多样化因而形成身体的部位分化、对身体有了和过去时代不同的概念等等】、problematization of health and its operating terms【不再是有病才想到身体，而是积极持续进行养生，being fit就是积极要求身体要达到某种状态，而不是消极不病就好】，这些都是将生命最大化（maximize life）的技术【不只是活得长久，而是活得有活力、生产好的后代】。最主要的关切不是对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身体、力量、长寿、生育，更重要的是，强化这个阶级的自我肯定，以便自卫、保护、增强、抬高。这是一个生命的政治性重组，以便给资产阶级一个可以照顾、保护、培养的身体，避开一切危险和接触，孤立起来以维持差异的价值。这个阶级热中于创造自己的“性”以及特殊的“身体”──阶级的身体，有着自己的健康、卫生、出身、种族【换句话说，现代的自恋看起来是个人的，实际上是有关阶级存续的】。而这些技术后来才扩散到其他阶级。

（124页）但是为什么新的资产阶级会决定这样做？（1）维持种性差异∶贵族向后看，找血统，找祖先以证明自己，重系谱【因此注重性对象的宗法位置】；资产阶级则向前看，找性统，看子孙的健康，重遗传【也就是把对身体健康的关注扩散到无限的未来，可与Giddens说现代性是殖民未来的说法结合】。事实上，从前贵族阶级自命的种性特质说法，在19世纪都又在资产阶级身上再度出现，只是这次伪装成生物的、医疗的、优生的观念。（2）资产阶级关心身体还因为是想无限延伸其力量、健康和生命。这个过程和资产阶级的壮大过程相连，身体的培养其实象征了经济、政治、历史霸权的培养。资产阶级当时最想要的就是为自己找到一个身体和性，以透过性来保障其力量、持久、衍生，以此肯定其特殊性和霸权。事实上，阶级意识的主要形式就是身体的肯定。【傅柯在这里的说法有点左翼，也有点阴谋论，因为他以阶级政治来解释性部署的方向、对象和动力。资产阶级一方面要与众有别（不像贵族的荒淫无道，也不像农民的粗鲁乱来），另方面还要自我强大（身体的fit可以证明自己和贵族血统一般优越，不像农民那样没有打造、没有健身）】

这样一个有着阶级标志的性部署后来却也不得不扩散到别的阶级去。资产阶级当然不希望别的阶级也和它一样有身体和性【那种力量和肯定的气势不能被分享】。无产阶级从19世纪起，必须透过都市空间争夺战（因疾病、拥挤、传染病、卖淫）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人口需求（重机械需要强壮的工人、人口需要管理），才迫使资产阶级开始思考一连串的管理技术，以便把身体和性移入下层阶级，而不至于只在本身阶级形成自我肯定的效果【性的权力部署在不同阶级有不同操作】。但是傅柯还是认为，性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后来扩散至下层时才形成了阶级分化的效应。【施行在有限的资产阶级身上时形成了对自我的肯定和确保；后来施行在下层阶级时则可促进管理，维系需要的劳动力。】